中国近代轰动案件 第214章 “禽兽父亲”现原形！2004年运城盐湖区“4·9”凶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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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内心都藏着一个魔盒，善恶尽在其中，有的人之所以变成了魔鬼，是因为打翻了魔盒，放纵了欲望、贪婪等人性中恶的东西。
2004年4月9日下午，阳光一点一点地消退了，淡淡的余晖染着青碧色的天空，嘈杂的城市渐渐宁静下来。晚上9时许，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高文勇家的电话铃声响起，高文勇的母亲接过电话，里面传来嘶哑的声音：“你的孙子在我手里，准备2万元，明早10时送到邮电大楼下。”
高母还没来得及问话，对方“啪”地一声挂掉电话，这犹如一声晴天霹雳，使得高母的脑子一下成了一片空白。天哪，这是谁作了孽，绑架了我的孙子？
此时，她感到天昏地暗，明亮的世界一片模糊，进门的儿媳赶紧搀扶住婆婆，望着窗外漆黑的夜，想到生死未卜的军军，婆媳二人焦急万分，泪水都情不自禁地奔流而下。
报警电话铃声在盐湖公安分局响起。接报后，分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王有恩和刑警大队教导员张运保、副大队长张和平带领大案二队民警立即赶到受害人家里。
高文勇的母亲对办案民警讲，孙子放学吃了晚饭后，一直在院里的人力三轮车上玩，一会儿工夫就不见了，晚上9时许，有人来电话，说孙子被人绑架索要2万元。
办案民警调查完后，王有恩迅速安排民警宁春阳和军军的爸爸高文勇守在电话机旁，潘国英、贾渊负责调查勒索电话来源，等候绑匪电话；大案二队、刑警一队、协外组民警全部在局机关待命，一有情况，立即出动。
在当晚召开的案情分析会上，局长薛焕刚、政委杨建云对此案都非常重视，立即成立了由王有恩任组长，张运保、张和平、畅志涛任副组长的专案组。
4月10日，王有恩、畅志涛带领民警从上午9时一直守候到下午6时，绑匪没有出现。
为了防止绑匪晚上把受害人调出某地交钱，畅志涛调来警犬，把晚上行动准备用的照明工具、武器等全部准备妥当。万事俱备，只等绑匪出现。但民警又守了漫长一夜，绑匪还是无动静。
是绑匪交钱的地点没选择好，钱数的多少没商量好，还是绑匪出了本市，准备在辖区以外的地方向受害人敲诈？或者有可能是报复，不是绑架，只是吓唬受害人？
大家百思不得其解。
正当民警绞尽脑汁，寻找战机，准备扩大调查范围时，突然一条消息给他们带来了破案的突破口。
4月19日，盐湖分局接到城南分局通知，在盐化六厂十工段发现一具儿童尸体。
随后，王有恩带领民警火速赶到现场，经确认，死者就是军军，尸体装在一个专门用于装布匹的编织袋里，编织袋上还有王某收布的字样。
经法医鉴定，绑匪在绑架军军1个多小时后就撕票了。
在紧急案情分析会上，民警们分别谈了自己的一些观点：根据法检情况、案件现场、抛尸地点、装尸体的编织袋（河东市场布匹批发专用）、绑匪在河东市场南口的公用电话亭往受害人家里打的惟一一次电话、交钱的地点等等，种种迹象表明，绑匪的活动范围和居住范围很可能就在河东街这一带，调查重点应以这里为中心。王有恩果断部署，分兵三路进行调查：
一路由张运保带领民警赵本刚,武全胜、彭松对河东市场内外有条件接触编织袋和绳的运输布匹蹬三轮车的人员进行调查；
一路由张和平带领民警孙文虎、靳英杰。潘国英对编织袋上写的人名王某进行调查，落实编织袋的下落；
另一路由畅志涛带领贾渊、宁春阳对高文勇提供的和他有矛盾的8个人进行调查。
经过大量的调查得知，近两年在河东市场内蹬三轮车的共有44人，其中也有高文勇的父亲，但他们都是靠下苦力挣钱，没有作案条件；
对编织袋的主人王某调查的结果是，王某承认现场的编织袋是2001年给他发货的编织袋，但最后编织袋落到谁手，他已记不清，经调查，王某没有条件作案；
另一组对受害人提供的和他有矛盾的8个人进行排查后，全部没有作案条件。
侦破工作一时陷入僵局。
案情没进展，应调整工作思路。4月20日，王有恩又召开案情分析会，大家对案件的性质有了质疑，此案说是绑架案又不完全符合绑架案的特征，说是报复杀人，绑匪不可能打电话要钱。
是不是案情有其他特殊情况？办案民警到受害人高文勇家里，想再详细了解一些情况，可高文勇心理压力好像特别大，说话吞吞吐吐，含糊其辞，眼睛不敢正视民警。
高文勇是不是隐瞒了什么？
通过察言观色，细心的侦查员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民警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做思想工作,高文勇才吞吞吐吐地交待：在河东市场摆夜市摊，认识了几个以赌博为生的人，他跟着那几个人也去赌，输了6万元，没钱还，那个人出馊主意说绑架他的儿子，让家里人凑钱，帮他还，他同意了。军军就是那几个人绑架的。
办案民警一调查，高文勇所说的人根本是子虚乌有，他是在撒谎，这又为什么？
王有恩大胆推测高文勇与案件有某种密切联系。为证实推测，王有恩一方面安排再审高文勇，一方面亲自与张运保核查高文勇案发当日的活动时间，一查才知高勇有两个小时的活动时间无人能证实。
民警决定再次正而接触高文勇。
高文勇见到办案人员，强作镇定，正义与邪恶无声地对峙，整个审讯室气氛像酝酿着铺天盖地的雷雨。王有恩以成竹在胸的口气喝令：“交代你隐瞒的重大案情。”高文勇周身一抖，像被闪电击中一般。此刻，主审人员看出高文勇方寸已乱，精神防线已近崩溃，遂向其发起猛烈的心理攻势，高文勇冷汗淋漓，绝望地干号一声：“我交代，我杀了自己的儿子。”
据高文勇交代：生活原本就不富裕的他，近段时间包养了一歌厅小姐，手头一天比一天紧。一天，他无意中得知在河东市场靠蹬三轮车挣钱的老父攒下2万元。为解决经济拮据、满足长期在外包养小姐的贪念，他盘算着如何把父亲辛辛苦苦挣来的2万元弄到手。
想了几天，他想到了自认为两全其美的办法：绑架自己的儿子，敲诈2万元，不让家里人报警，自己扮演绑匪，妻子肯定向他父母那儿借，借到钱，给绑匪送钱时，家里让他去，这样他就轻松地把父亲的2万元装到自己的口袋里，然后，把儿子放掉，真是神不知鬼不觉……
有了这种想法，高勇就开始付诸行动。
4月9日下午，儿子一个人在院里玩，高文勇认为时机已到，便走到儿子跟前说：“走,爸爸给你抓刺猬去。”军军听了高兴地跟着高文勇玩耍。
走到僻静处，泯灭人性的高文勇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编织袋从活蹦乱跳的儿子头上往下套，小军军挣扎着哭喊道：“爸爸，爸爸……”
此时，恶魔高文勇怕邻居听到儿子的喊声，一手捂住儿子的嘴，一手掐住儿子的脖子，来到一破旧窑洞内。
发现儿子已死亡，高文勇便用电线把一块石头和儿子的尸体一起捆住，将尸体沉入盐化六厂十工段下面的一水池内。
作完案，高文勇把湿透的秋衣、秋裤扔到水里，然后购买了一个210电话卡，到河东市场南口一公用电话亭，用手捂住嘴，给家里打了个敲诈电话，之后，回到家和民警一起坐在电话机旁，等候“绑匪”的现身。
高文勇在交待自己杀害儿子的过程中，一点痛苦、悲伤、自责、悔恨都没有，就好像述说一件和自己不相干的事。办案民警们对此都感到异常气愤。
泯灭了人性，人就变成了魔鬼。小军军至死也不肯相信，自己的亲生父亲，已变成狰狞的恶魔。真的难以想象，当人性扭曲异变的时候，产生的悲剧是何等的惨重而残酷！
2004年4月9日下午，阳光一点一点地消退了，淡淡的余晖染着青碧色的天空，嘈杂的城市渐渐宁静下来。晚上9时许，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高文勇家的电话铃声响起，高文勇的母亲接过电话，里面传来嘶哑的声音：“你的孙子在我手里，准备2万元，明早10时送到邮电大楼下。”
高母还没来得及问话，对方“啪”地一声挂掉电话，这犹如一声晴天霹雳，使得高母的脑子一下成了一片空白。天哪，这是谁作了孽，绑架了我的孙子？
此时，她感到天昏地暗，明亮的世界一片模糊，进门的儿媳赶紧搀扶住婆婆，望着窗外漆黑的夜，想到生死未卜的军军，婆媳二人焦急万分，泪水都情不自禁地奔流而下。
报警电话铃声在盐湖公安分局响起。接报后，分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王有恩和刑警大队教导员张运保、副大队长张和平带领大案二队民警立即赶到受害人家里。
高文勇的母亲对办案民警讲，孙子放学吃了晚饭后，一直在院里的人力三轮车上玩，一会儿工夫就不见了，晚上9时许，有人来电话，说孙子被人绑架索要2万元。
办案民警调查完后，王有恩迅速安排民警宁春阳和军军的爸爸高文勇守在电话机旁，潘国英、贾渊负责调查勒索电话来源，等候绑匪电话；大案二队、刑警一队、协外组民警全部在局机关待命，一有情况，立即出动。
在当晚召开的案情分析会上，局长薛焕刚、政委杨建云对此案都非常重视，立即成立了由王有恩任组长，张运保、张和平、畅志涛任副组长的专案组。
4月10日，王有恩、畅志涛带领民警从上午9时一直守候到下午6时，绑匪没有出现。
为了防止绑匪晚上把受害人调出某地交钱，畅志涛调来警犬，把晚上行动准备用的照明工具、武器等全部准备妥当。万事俱备，只等绑匪出现。但民警又守了漫长一夜，绑匪还是无动静。
是绑匪交钱的地点没选择好，钱数的多少没商量好，还是绑匪出了本市，准备在辖区以外的地方向受害人敲诈？或者有可能是报复，不是绑架，只是吓唬受害人？
大家百思不得其解。
正当民警绞尽脑汁，寻找战机，准备扩大调查范围时，突然一条消息给他们带来了破案的突破口。
4月19日，盐湖分局接到城南分局通知，在盐化六厂十工段发现一具儿童尸体。
随后，王有恩带领民警火速赶到现场，经确认，死者就是军军，尸体装在一个专门用于装布匹的编织袋里，编织袋上还有王某收布的字样。
经法医鉴定，绑匪在绑架军军1个多小时后就撕票了。
在紧急案情分析会上，民警们分别谈了自己的一些观点：根据法检情况、案件现场、抛尸地点、装尸体的编织袋（河东市场布匹批发专用）、绑匪在河东市场南口的公用电话亭往受害人家里打的惟一一次电话、交钱的地点等等，种种迹象表明，绑匪的活动范围和居住范围很可能就在河东街这一带，调查重点应以这里为中心。王有恩果断部署，分兵三路进行调查：
一路由张运保带领民警赵本刚,武全胜、彭松对河东市场内外有条件接触编织袋和绳的运输布匹蹬三轮车的人员进行调查；
一路由张和平带领民警孙文虎、靳英杰。潘国英对编织袋上写的人名王某进行调查，落实编织袋的下落；
另一路由畅志涛带领贾渊、宁春阳对高文勇提供的和他有矛盾的8个人进行调查。
经过大量的调查得知，近两年在河东市场内蹬三轮车的共有44人，其中也有高文勇的父亲，但他们都是靠下苦力挣钱，没有作案条件；
对编织袋的主人王某调查的结果是，王某承认现场的编织袋是2001年给他发货的编织袋，但最后编织袋落到谁手，他已记不清，经调查，王某没有条件作案；
另一组对受害人提供的和他有矛盾的8个人进行排查后，全部没有作案条件。
侦破工作一时陷入僵局。
案情没进展，应调整工作思路。4月20日，王有恩又召开案情分析会，大家对案件的性质有了质疑，此案说是绑架案又不完全符合绑架案的特征，说是报复杀人，绑匪不可能打电话要钱。
是不是案情有其他特殊情况？办案民警到受害人高文勇家里，想再详细了解一些情况，可高文勇心理压力好像特别大，说话吞吞吐吐，含糊其辞，眼睛不敢正视民警。
高文勇是不是隐瞒了什么？
通过察言观色，细心的侦查员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民警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做思想工作,高文勇才吞吞吐吐地交待：在河东市场摆夜市摊，认识了几个以赌博为生的人，他跟着那几个人也去赌，输了6万元，没钱还，那个人出馊主意说绑架他的儿子，让家里人凑钱，帮他还，他同意了。军军就是那几个人绑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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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恩大胆推测高文勇与案件有某种密切联系。为证实推测，王有恩一方面安排再审高文勇，一方面亲自与张运保核查高文勇案发当日的活动时间，一查才知高勇有两个小时的活动时间无人能证实。
民警决定再次正而接触高文勇。
高文勇见到办案人员，强作镇定，正义与邪恶无声地对峙，整个审讯室气氛像酝酿着铺天盖地的雷雨。王有恩以成竹在胸的口气喝令：“交代你隐瞒的重大案情。”高文勇周身一抖，像被闪电击中一般。此刻，主审人员看出高文勇方寸已乱，精神防线已近崩溃，遂向其发起猛烈的心理攻势，高文勇冷汗淋漓，绝望地干号一声：“我交代，我杀了自己的儿子。”
据高文勇交代：生活原本就不富裕的他，近段时间包养了一歌厅小姐，手头一天比一天紧。一天，他无意中得知在河东市场靠蹬三轮车挣钱的老父攒下2万元。为解决经济拮据、满足长期在外包养小姐的贪念，他盘算着如何把父亲辛辛苦苦挣来的2万元弄到手。
想了几天，他想到了自认为两全其美的办法：绑架自己的儿子，敲诈2万元，不让家里人报警，自己扮演绑匪，妻子肯定向他父母那儿借，借到钱，给绑匪送钱时，家里让他去，这样他就轻松地把父亲的2万元装到自己的口袋里，然后，把儿子放掉，真是神不知鬼不觉……
有了这种想法，高勇就开始付诸行动。
4月9日下午，儿子一个人在院里玩，高文勇认为时机已到，便走到儿子跟前说：“走,爸爸给你抓刺猬去。”军军听了高兴地跟着高文勇玩耍。
走到僻静处，泯灭人性的高文勇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编织袋从活蹦乱跳的儿子头上往下套，小军军挣扎着哭喊道：“爸爸，爸爸……”
此时，恶魔高文勇怕邻居听到儿子的喊声，一手捂住儿子的嘴，一手掐住儿子的脖子，来到一破旧窑洞内。
发现儿子已死亡，高文勇便用电线把一块石头和儿子的尸体一起捆住，将尸体沉入盐化六厂十工段下面的一水池内。
作完案，高文勇把湿透的秋衣、秋裤扔到水里，然后购买了一个210电话卡，到河东市场南口一公用电话亭，用手捂住嘴，给家里打了个敲诈电话，之后，回到家和民警一起坐在电话机旁，等候“绑匪”的现身。
高文勇在交待自己杀害儿子的过程中，一点痛苦、悲伤、自责、悔恨都没有，就好像述说一件和自己不相干的事。办案民警们对此都感到异常气愤。
泯灭了人性，人就变成了魔鬼。小军军至死也不肯相信，自己的亲生父亲，已变成狰狞的恶魔。真的难以想象，当人性扭曲异变的时候，产生的悲剧是何等的惨重而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