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绑架?发疯文学整顿九零 第59章 特殊的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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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活一世,周立对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印象不深。
云翳作为一个连非典都不曾造访过的偏僻小镇,因为消息的闭塞,也因为教学质量的自知,周立从小学到高中,老师从未安排过同学们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
周立对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印象也仅仅停留在韩寒和郭敬明都是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等奖获得者。
“大赛分为初赛和复赛,初赛将五千字作文跟报名表一起寄到上海,11月25日截止。十二月底或者一月中旬公布入围名单,入围者在二月份前往上海复赛,不包食宿,但可凭车票报销路费。”
说着,安江将一本《萌芽》杂志递到周立手中。
“具体的条件都印在杂志上,你可以看看,报名表也在上面。现在是十一月,如果你的征文能在近日完成,写信寄出,正好赶在截止日期前报名。”
接过《萌芽》,周立的心中闪过两个念头。
第一个念头,信息差足以影响一个人一生的认知。
放远了说,2020年,拜登爆冷当选美国总统,引发了各国大众对于“信息茧房”的重视和反思。
放近了说,上辈子周立是在黄鹂参加并通过了市中学的入学考试后,才知道市初中有入学考试。
更近了说就是眼下,上辈子小学六年级的周立可没听过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名字。等她知道有这么个大赛,郭敬明韩寒已经带着他们的出版作品火遍了整个中国。
第二个念头,反正都是投稿,往报刊杂志投是投,往征文大赛投也是投。
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谢谢你,安江哥哥。”周立接过《萌芽》,很真诚地感谢了安江。
送走安江,周立翻开《萌芽》。
活了两辈子,这是周立头一回拿到这本杂志。
因为距离11月25日的截止时间已经没多久了,阅读过征文启事之后,周立当即投入创作之中。
短短两天后,周立就将征文跟报名表一起寄出了。
周立虽然重活一世,但她上辈子没有关注过新概念作文大赛,也没看过任何获奖作品。
在郭敬明火得一塌糊涂之后,周立倒是看过他的《幻城》和《梦里花落知多少》,但那并不是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征文,而是郭敬明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后出版的小说。
对评委喜好一无所知,再加上时间仓促,题材沉重,所以周立对于获奖并不抱有希望。
周立很快就将注意力放在了给别的报刊杂志,尤其是党报党刊的投稿上。
时任《光明日报》编委,后任主编的何冬青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1998年12月,我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投稿。
其实当时对于事件的披露已经不少见。
上世纪九零年代中叶,全国多地的多家报社都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报道。
同年刚过去的十一月,《重庆日报》甚至因报道而收到了狂妄可笑的威胁。
但毕竟国家还没有对事件定性,各家报社报道都以披露为主。
这封投稿却不同,它没有试图披露组织的真相,而是基于真相既定的基础,给出了应对措施。
包括但不限于对无刊号印刷书籍录像的个人和组织进行罚款;对非法聚众的组织者进行羁押拘留;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一切代价,尽早羁押首领等。
这些措施乍看之下过分琐碎,过分细节,没有大局观。
所以我在最初收到的时候只是觉得新奇,并没有重视。
坚持阅读后续信件,也只是因为信件的文字实在是写得“千高望远忘世虑”。
时间很快来到了次年的二月,我在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c组的复赛名单中看到了跟来信相同的署名。
那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全中国肯定有不少同名同姓的人。
但我看见那个名字的瞬间就意识到,这是同一个人。
c组,小学生组。
对方每周都会寄出一封主旨相同但内容都有所修改增进的信件,我虽然对每周收到这些信件已经习以为常,坚持阅读,但从未回复,也未将在报纸版面上刊登。
对方在恍若石沉大海的情况下坚持每周一封的来信,需要极强的毅力。
而现在这个毅力极强的写信者竟然是一名小学生?
我感到非常惊讶,仔细想想,又没有那么惊讶了。
对方的来信虽然笔触老练,多有相关的明文法条,却也有“先把首领套上麻袋打一顿”、“以参与斗殴的名义行政拘留”、“再套上麻袋打一顿”、“以继续斗殴的名义延长拘留或直接批捕”的惊人之语。
这种奇怪的矛盾出现在一个小学生身上,顿时就合理了。
真正令我惊讶的是后来我见到了本人,问起写信的事情。
她告诉我,她不是每周写一封信,而是每天写一封信。
而即使是这样,直到国家定性事件她都没写完,因为全国的报社实在是太多了。
《光明日报》作为中央主办媒体,受到她的重点关注,才能得到每周固定一封投稿的“殊荣”。
听到这个回答,我不知道该骄傲还是该惭愧。
我因为觉得她的来信“缺乏大局观”而放弃了刊登。
可事实证明,她的来信最难能可贵的恰恰正是我鄙夷的“缺乏大局观”。
受到她信中提及的措施的影响,政府顺利完成了组织取缔的平稳过渡。
她的来信对于组织的瓦解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整个中国的宗教管理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肖申克的救赎》是94年上映的美国电影,至今未在中国大陆上映。
我的女儿曾不止一次地向我表达过未能在中国大陆的电影院银幕上观看这部电影的遗憾。
电影中用很多情节描写了主角安迪的坚持不懈,包括但不限于给州参议院写了六年的信。
我虽然未看过这部电影,但是坚持不懈的这一课,早在98年就在一个小学生身上学到了。
云翳作为一个连非典都不曾造访过的偏僻小镇,因为消息的闭塞,也因为教学质量的自知,周立从小学到高中,老师从未安排过同学们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
周立对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印象也仅仅停留在韩寒和郭敬明都是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等奖获得者。
“大赛分为初赛和复赛,初赛将五千字作文跟报名表一起寄到上海,11月25日截止。十二月底或者一月中旬公布入围名单,入围者在二月份前往上海复赛,不包食宿,但可凭车票报销路费。”
说着,安江将一本《萌芽》杂志递到周立手中。
“具体的条件都印在杂志上,你可以看看,报名表也在上面。现在是十一月,如果你的征文能在近日完成,写信寄出,正好赶在截止日期前报名。”
接过《萌芽》,周立的心中闪过两个念头。
第一个念头,信息差足以影响一个人一生的认知。
放远了说,2020年,拜登爆冷当选美国总统,引发了各国大众对于“信息茧房”的重视和反思。
放近了说,上辈子周立是在黄鹂参加并通过了市中学的入学考试后,才知道市初中有入学考试。
更近了说就是眼下,上辈子小学六年级的周立可没听过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名字。等她知道有这么个大赛,郭敬明韩寒已经带着他们的出版作品火遍了整个中国。
第二个念头,反正都是投稿,往报刊杂志投是投,往征文大赛投也是投。
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谢谢你,安江哥哥。”周立接过《萌芽》,很真诚地感谢了安江。
送走安江,周立翻开《萌芽》。
活了两辈子,这是周立头一回拿到这本杂志。
因为距离11月25日的截止时间已经没多久了,阅读过征文启事之后,周立当即投入创作之中。
短短两天后,周立就将征文跟报名表一起寄出了。
周立虽然重活一世,但她上辈子没有关注过新概念作文大赛,也没看过任何获奖作品。
在郭敬明火得一塌糊涂之后,周立倒是看过他的《幻城》和《梦里花落知多少》,但那并不是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征文,而是郭敬明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后出版的小说。
对评委喜好一无所知,再加上时间仓促,题材沉重,所以周立对于获奖并不抱有希望。
周立很快就将注意力放在了给别的报刊杂志,尤其是党报党刊的投稿上。
时任《光明日报》编委,后任主编的何冬青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1998年12月,我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投稿。
其实当时对于事件的披露已经不少见。
上世纪九零年代中叶,全国多地的多家报社都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报道。
同年刚过去的十一月,《重庆日报》甚至因报道而收到了狂妄可笑的威胁。
但毕竟国家还没有对事件定性,各家报社报道都以披露为主。
这封投稿却不同,它没有试图披露组织的真相,而是基于真相既定的基础,给出了应对措施。
包括但不限于对无刊号印刷书籍录像的个人和组织进行罚款;对非法聚众的组织者进行羁押拘留;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一切代价,尽早羁押首领等。
这些措施乍看之下过分琐碎,过分细节,没有大局观。
所以我在最初收到的时候只是觉得新奇,并没有重视。
坚持阅读后续信件,也只是因为信件的文字实在是写得“千高望远忘世虑”。
时间很快来到了次年的二月,我在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c组的复赛名单中看到了跟来信相同的署名。
那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全中国肯定有不少同名同姓的人。
但我看见那个名字的瞬间就意识到,这是同一个人。
c组,小学生组。
对方每周都会寄出一封主旨相同但内容都有所修改增进的信件,我虽然对每周收到这些信件已经习以为常,坚持阅读,但从未回复,也未将在报纸版面上刊登。
对方在恍若石沉大海的情况下坚持每周一封的来信,需要极强的毅力。
而现在这个毅力极强的写信者竟然是一名小学生?
我感到非常惊讶,仔细想想,又没有那么惊讶了。
对方的来信虽然笔触老练,多有相关的明文法条,却也有“先把首领套上麻袋打一顿”、“以参与斗殴的名义行政拘留”、“再套上麻袋打一顿”、“以继续斗殴的名义延长拘留或直接批捕”的惊人之语。
这种奇怪的矛盾出现在一个小学生身上,顿时就合理了。
真正令我惊讶的是后来我见到了本人,问起写信的事情。
她告诉我,她不是每周写一封信,而是每天写一封信。
而即使是这样,直到国家定性事件她都没写完,因为全国的报社实在是太多了。
《光明日报》作为中央主办媒体,受到她的重点关注,才能得到每周固定一封投稿的“殊荣”。
听到这个回答,我不知道该骄傲还是该惭愧。
我因为觉得她的来信“缺乏大局观”而放弃了刊登。
可事实证明,她的来信最难能可贵的恰恰正是我鄙夷的“缺乏大局观”。
受到她信中提及的措施的影响,政府顺利完成了组织取缔的平稳过渡。
她的来信对于组织的瓦解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整个中国的宗教管理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肖申克的救赎》是94年上映的美国电影,至今未在中国大陆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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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未看过这部电影,但是坚持不懈的这一课,早在98年就在一个小学生身上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