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无选择1 第185章 统一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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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造厂和机修厂的主营业务几乎完全相同，现在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
一个是人不够用，职工们经常加班加点，不得不招收大量临时工，以缓解人力不足的问题。另一个却是没多少活可干，工时利用率长期低下，存在着大量富余人员。
劳资科长找上门来和我商量，想把机修厂部分职工调到修造厂来，被我一口拒绝了。
机修厂全是正式工，工资高，福利待遇多不说，还特别难伺候。这些人的工作关系一旦落在了修造厂，只要不犯大错，再想把他们弄走，那可就难了。
修造厂的职工构成，要比机修厂复杂得多，正式工只有三十多人，另外还有九十多个集体工，剩下的一百多人全是临时工。临时工的人数，比正式工和集体工加起来的总数还多。
和正式工比起来，临时工不但工资低，用起来也顺手的多。
他们手里端着的吃饭的家伙什是泥捏的，稍不留神就会摔得稀巴烂。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他们比端着铁饭碗的人更服从管理，工作的时候更卖力，也更认真。
我对劳资科长说，谁敢保证我们厂现在的火热局面，能维持多长时间，也许下个月，也许下个季度，很有可能也会出现没活可干的问题。
到了那个时候，我可以随时给临时工放假，让他们回家等候厂里的通知。放假期间，我高兴了给大家每天发两块钱生活费，不高兴了，可以直接让他们另谋生计。
如果是正式工，我敢这么干吗？到时候你能不能保证，把从机修厂调来的人，再调回去吗？
我说，在矿领导和你们这些业务科室的眼里，修造厂一直都是后娘养的孩子，有好事了，谁都想不起家里还有这么个苦命的娃。
现在，我们凭自己的本事活了过来，才过了几天好日子，你们却要求我们抚养大娘家的孩子，这种做法不合适吧。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机修厂的条件都比我们厂好，既然我们能让厂里的职工有活干，收入有保证，机修厂为什么不能自己想办法搞创收，只想着要在小兄弟身上占便宜呢。
我的话让劳资科长无言以对，悻悻然回去向程四苟复命去了。
我知道他是程某人的亲信，把机修厂富余人员调到修造厂的主意，肯定是程四苟的意思''，我不会给他这个面子。
其实这件事对我来说，不但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且我也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机会。
正式工难管理是事实，但也有临时工无法替代的优势，特别是机修厂出来的人，基本上都是有多年工作经验的技术工人。
培养一个熟练的技工，至少要一年多时间，有些技术要求高的工种，甚至要经过两三年的学徒期。
对于刚进入快速发展通道的修造厂来说，现在最缺的是上岗就能干活的技术工人，而不是要零开始培养的临时工。
承接了农机厂的订单后，机加车间的车工立刻不够用了，马秀兰催过我好几次，要求至少给他们车间增加五个车工和铣工，而且要越快越好。
与此同时，黄大海也提过类似的问题，说矿车车间的电焊工数量太少，如果生产任务紧张的话，现有的人手忙不过来。
之所以拒绝劳资科长的要求，除了故意恶心程四苟外，我觉得他说话的份量不够，希望有别的领导出面，和我谈安置机修厂富余人员的事，比如杨树林，或者是书记陈大伟。
再不济，也得有胡文魁老爷子的一句话吧。
当了修造厂厂长后，经历了太多的事，收获了很多经验教训，我觉得自己比一年前成熟了，凡事不再只想做个好人，必要的时候，也应该摆摆谱，不要总是让领导觉得自己没心眼，好唬弄。
除过这两个原因外，我还想借劳资科长的嘴，向机修厂的领导传递一个信息，林子龙不想接收你们厂的工人。
这个信息很重要，决定着从机修厂分流到修造厂的技工们，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人。
如果让机修厂自己决定分流人员名单，可以肯定的是，分流过来的不是歪瓜裂枣就是刺头，要么就是不堪大用的老弱病残。
无论那个单位的领导都会有私心，绝对不会主动把自己手下干活踏实，技术又好的员工推出去，即便这类职工个人主动提出的工作调动申请，不在事前做些工作，也很难得到单位领导的同意。
为了把机修厂最优秀的技工挖到修造厂来，我安排申小涛提前了解情况，为我提供了一份机修厂的职工花名册，并在需要重点考虑的人员姓名上做了标注。
过去，机修厂的条件和待遇比修造厂好，修造厂的职工以调到机修厂上班为荣，现在的情况打了个调，修造厂职工的收入水平比机修厂高出了一大截，而且这种差距还在逐月扩大。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肯接受的话，相信大多数机修厂的工人，都愿意调到修造厂来。
对靠工资养家糊口的普通职工来说，在工作环境没有明显差别的情况下，工资能拿到多少，几乎是他们选择工作单位的唯一标准。
虽然我们厂在榆树坪矿的地位，比不上机修厂，但也是实打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不存在铁饭碗变成了泥饭碗的问题。
为了把选择分流人员的主动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上，我准备在事前把戏份演足，戏演得越像，讨价还价的余地越大。
矿上召开的会议很多，每周至少有两三次，大部分会议都要求基层单位主要领导参加。除非领导亲自点名，这类会议我一般不去，大都是由孙建成代表修造厂出席。
老孙的级别虽然是副科，但却是厂支部书记，是名正言顺的主要领导，代表修造厂参加会议没毛病。
中秋节前，在矿上召开的安全生产例会上，程四苟当众指责修造厂不识大局，不为矿上分忧解难，宁愿大量使用临时工，也不愿安置机修厂的富余职工，当场要求孙建成服从矿上的决定，接受这个政治任务。
孙建成梗着脖子说，我们林厂长代表修造厂和矿上签的《承包经营合同》上，没有安置富余职工这项内容，领导非要逼我们这么做，最好先把承包合同做废了再说。
这个说法，是我们在班子会上统一好的口径，除了我外，老孙和徐冰雅在任何场合中，都会这么回答。
一个是人不够用，职工们经常加班加点，不得不招收大量临时工，以缓解人力不足的问题。另一个却是没多少活可干，工时利用率长期低下，存在着大量富余人员。
劳资科长找上门来和我商量，想把机修厂部分职工调到修造厂来，被我一口拒绝了。
机修厂全是正式工，工资高，福利待遇多不说，还特别难伺候。这些人的工作关系一旦落在了修造厂，只要不犯大错，再想把他们弄走，那可就难了。
修造厂的职工构成，要比机修厂复杂得多，正式工只有三十多人，另外还有九十多个集体工，剩下的一百多人全是临时工。临时工的人数，比正式工和集体工加起来的总数还多。
和正式工比起来，临时工不但工资低，用起来也顺手的多。
他们手里端着的吃饭的家伙什是泥捏的，稍不留神就会摔得稀巴烂。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他们比端着铁饭碗的人更服从管理，工作的时候更卖力，也更认真。
我对劳资科长说，谁敢保证我们厂现在的火热局面，能维持多长时间，也许下个月，也许下个季度，很有可能也会出现没活可干的问题。
到了那个时候，我可以随时给临时工放假，让他们回家等候厂里的通知。放假期间，我高兴了给大家每天发两块钱生活费，不高兴了，可以直接让他们另谋生计。
如果是正式工，我敢这么干吗？到时候你能不能保证，把从机修厂调来的人，再调回去吗？
我说，在矿领导和你们这些业务科室的眼里，修造厂一直都是后娘养的孩子，有好事了，谁都想不起家里还有这么个苦命的娃。
现在，我们凭自己的本事活了过来，才过了几天好日子，你们却要求我们抚养大娘家的孩子，这种做法不合适吧。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机修厂的条件都比我们厂好，既然我们能让厂里的职工有活干，收入有保证，机修厂为什么不能自己想办法搞创收，只想着要在小兄弟身上占便宜呢。
我的话让劳资科长无言以对，悻悻然回去向程四苟复命去了。
我知道他是程某人的亲信，把机修厂富余人员调到修造厂的主意，肯定是程四苟的意思''，我不会给他这个面子。
其实这件事对我来说，不但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且我也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机会。
正式工难管理是事实，但也有临时工无法替代的优势，特别是机修厂出来的人，基本上都是有多年工作经验的技术工人。
培养一个熟练的技工，至少要一年多时间，有些技术要求高的工种，甚至要经过两三年的学徒期。
对于刚进入快速发展通道的修造厂来说，现在最缺的是上岗就能干活的技术工人，而不是要零开始培养的临时工。
承接了农机厂的订单后，机加车间的车工立刻不够用了，马秀兰催过我好几次，要求至少给他们车间增加五个车工和铣工，而且要越快越好。
与此同时，黄大海也提过类似的问题，说矿车车间的电焊工数量太少，如果生产任务紧张的话，现有的人手忙不过来。
之所以拒绝劳资科长的要求，除了故意恶心程四苟外，我觉得他说话的份量不够，希望有别的领导出面，和我谈安置机修厂富余人员的事，比如杨树林，或者是书记陈大伟。
再不济，也得有胡文魁老爷子的一句话吧。
当了修造厂厂长后，经历了太多的事，收获了很多经验教训，我觉得自己比一年前成熟了，凡事不再只想做个好人，必要的时候，也应该摆摆谱，不要总是让领导觉得自己没心眼，好唬弄。
除过这两个原因外，我还想借劳资科长的嘴，向机修厂的领导传递一个信息，林子龙不想接收你们厂的工人。
这个信息很重要，决定着从机修厂分流到修造厂的技工们，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人。
如果让机修厂自己决定分流人员名单，可以肯定的是，分流过来的不是歪瓜裂枣就是刺头，要么就是不堪大用的老弱病残。
无论那个单位的领导都会有私心，绝对不会主动把自己手下干活踏实，技术又好的员工推出去，即便这类职工个人主动提出的工作调动申请，不在事前做些工作，也很难得到单位领导的同意。
为了把机修厂最优秀的技工挖到修造厂来，我安排申小涛提前了解情况，为我提供了一份机修厂的职工花名册，并在需要重点考虑的人员姓名上做了标注。
过去，机修厂的条件和待遇比修造厂好，修造厂的职工以调到机修厂上班为荣，现在的情况打了个调，修造厂职工的收入水平比机修厂高出了一大截，而且这种差距还在逐月扩大。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肯接受的话，相信大多数机修厂的工人，都愿意调到修造厂来。
对靠工资养家糊口的普通职工来说，在工作环境没有明显差别的情况下，工资能拿到多少，几乎是他们选择工作单位的唯一标准。
虽然我们厂在榆树坪矿的地位，比不上机修厂，但也是实打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不存在铁饭碗变成了泥饭碗的问题。
为了把选择分流人员的主动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上，我准备在事前把戏份演足，戏演得越像，讨价还价的余地越大。
矿上召开的会议很多，每周至少有两三次，大部分会议都要求基层单位主要领导参加。除非领导亲自点名，这类会议我一般不去，大都是由孙建成代表修造厂出席。
老孙的级别虽然是副科，但却是厂支部书记，是名正言顺的主要领导，代表修造厂参加会议没毛病。
中秋节前，在矿上召开的安全生产例会上，程四苟当众指责修造厂不识大局，不为矿上分忧解难，宁愿大量使用临时工，也不愿安置机修厂的富余职工，当场要求孙建成服从矿上的决定，接受这个政治任务。
孙建成梗着脖子说，我们林厂长代表修造厂和矿上签的《承包经营合同》上，没有安置富余职工这项内容，领导非要逼我们这么做，最好先把承包合同做废了再说。
这个说法，是我们在班子会上统一好的口径，除了我外，老孙和徐冰雅在任何场合中，都会这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