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往事并不如烟 第148章 年4月17日 香港
第一百四十八章
1966年4月17日
香港
阿秀休息了一晚，虽然还深陷悲痛之中，但情绪平复了许多，下午，由田之雄陪着来到了中环警署。
尽管戴着墨镜，甫一踏入中环警署，阿秀还是让人认出正是电影明星陈黛芳，几个来警署办事的民众，甚至还有两个女警都在背后指指点点，窃窃私语，让田之雄深感不快。
不一会儿，郑明德拿着一叠材料从里面匆匆出来：“陈小姐、罗先生，请你们随我来。”
郑明德把他们领到一间很小的接待室坐下，关好门，又倒了两杯水放在他们面前，才说：“陈小姐，请节哀顺变。今天请你过来，第一是关于令尊被害一案，我们已经正式以凶杀立案，一定会尽力缉拿凶徒。第二是请你协助完善一下问询笔录，这是我连夜整理好的昨晚的问询笔录，你先过目，如果没有异议，请在这里签字。过一会儿，我还有几个问题问你，需要再补充一份笔录，可以吗？”
阿秀微微点点头。
郑明德从手边的材料里抽出一份递过来：“还有第三，这是法医出具的尸体检验报告，证明被害人身上只有一处伤口，但是是致命伤，伤口宽2.5厘米，深11厘米，系利刃从被害人左胸第三根和第四根肋骨之间刺入左心室，造成开放性胸外伤、心脏裂伤及动脉大量失血，从而迅速导致死亡。”
阿秀接过报告，手微微颤抖着，没有勇气打开报告面对父亲身上伤口的特写照片。田之雄急忙拿过报告，尽量避开阿秀的视线翻了翻，试探地问道：“郑警官，我能去看看陈伯吗？”
郑明德用征询的目光望向阿秀，阿秀泪如泉涌，只点了点头。
田之雄低声说：“阿秀，你就别去了，坐在这儿等我。”阿秀听话地又点点头。
郑明德说：“也好，让陈小姐先冷静一下，我带你去看。”
在走向法医室的路上，郑明德同情地道：“待检验完成后，陈小姐就可以来办理领走被害人遗体的手续，择个黄道吉日，让老人早点入土为安吧。”
田之雄感激地说：“郑警官有心了！我替陈小姐谢谢您！”
郑明德让田之雄在法医室门外稍等，自己进去和法医说了几句话，回头才把田之雄叫进去，拿出两件白大褂，他与田之雄分别穿好，又递给田之雄一个口罩，这才进到里屋，拉开存放陈伯遗体的冰柜。
陈伯全身赤裸静静地躺在冰柜里，从头到脚蒙着白布单。
田之雄强忍着巨大的悲痛，轻轻揭开蒙着脸部的白布单，深深凝视着这个善良而忠诚的老人。从他一到香港，陈伯就是他与组织之间唯一的联络人，他认真履行自己的任务，谨慎可靠，从未出过事。在敌人环伺的情形下，在某种程度上，陈伯就是组织的化身。虽然多次与陈伯接头见面，他至今不知道陈伯的真实身份：是蛰伏多年的老共产党员？是同情革命的普通群众？还是我们发展的社会关系？过去，在追捕敌特的行动中，他也曾有自己的战友倒在身边，但那一切都在我们自己的掌控之下，他可以恣意宣泄自己的情感表达对同志的哀悼之情，组织上也会为烈士举办隆重的告别仪式，可，在这里，除了沉痛的心情，他还不能有过多的情绪表露。
多少个与这位淳朴勤劳的老人交往的瞬间闪现在脑海，看着一个很熟悉的人突然之间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此生此世他已永远离你而去，唯余缅怀和追忆，田之雄的内心不仅仅是悲伤，更充满了愤恨。
陈伯脸上还保留着临死前痛苦的表情，嘴微微张着，仿佛有什么话想对人诉说。
田之雄将白布单轻轻向下揭去，陈伯身上的血迹已经被揩拭干净，除去法医解剖后的缝合线，左胸部一个只有两厘米多宽的伤口赫然在目。虽然他刚才看了法医的尸体检验报告，可眼前形象的一幕还是让他左眼皮一跳，心里一沉。
当他还是一名公安政保侦察员时，他经手的案件中，曾不止一次见过这种刀伤，都是保密局行动特务的杀人手法。在审讯中，有好几个行动特务曾经交代过，这是在特务训练班里教官传授的迅速致人死地的手法之一：用匕首自下而上从对方左胸第三和第四根肋骨之间瞬间刺入，会导致心室破裂、主动脉大出血、心脏骤停，而使对方急速失去抵抗。由于须从肋骨之间准确穿过，就需要进行长期、反复地训练，否则可能会刺到肋骨，令肋骨折断甚至会崩断尖刀，导致对象拼命反抗，反而让自己陷入危险。久而久之的训练，一些行动特务就会形成肌肉记忆，在情急之下，一刀致人死地。
联想到昨晚哑巴连比带画跟他描述的那两个可疑的人，田之雄高度怀疑，陈伯的死因跟情报局特务脱不了关系。这样的话，情报局特务是不是掌握了他与陈伯的联络关系呢？想到这里，他不寒而栗。可是陈伯只是一个交通员，敌人没有理由杀害他啊？如果特务掌握了他与陈伯的联络关系，顺藤摸瓜逮住他才是理所应当啊？！哪有不分青红皂白就自断线索的道理？无数个问号闪现在心里，让他一时想不明白。
郑明德看着他怔怔地发呆，轻轻拍了下他的肩头，把白布单重新蒙好，合上了冰柜。
田之雄脱掉白大褂摘掉口罩，随郑明德一走出法医室，便急切地问道：“郑警官，昨晚是谁报的案？”
郑明德心目中显然已经把他当作是死者的准女婿了，他看了眼田之雄眼里流露出的怒火，说：“是杂货店的那个哑巴先发现的，后来他告诉了隔壁开卤味店的老刘，老刘报的警，警署有接警记录的。我昨晚询问过他们两人，哑巴咿咿呀呀讲了半天，我也听不明白。老刘说，是哑巴拉他到楼上，看到了倒在现场的老人，便马上打了报警电话。另外，按时间推算，案发时又是下大雨又是打雷的，他们都没听到什么动静。”
郑明德走了几步又说：“通过对街坊邻居的走访调查，并结合死者的职业、家境、社会关系等分析，以我办案的经验推断，有组织犯罪及蓄意杀人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类似盗贼入室盗窃，却遇上因天降大雨而提前收工的老人，情急之下伤人后匆忙逃走，屋子里的财物也没有损失。当然，这只是我依据经验的推断，并不是结案的结论。我们警方会积极侦办，争取将凶徒绳之以法。”
田之雄默默听着，心潮起伏，不置可否。
郑明德又问：“听罗先生讲国语，您是大陆人？”
“不，我是台湾过来做生意的。”
“哦？”郑明德有意无意地多看了他一眼。
两人返回接待室，见阿秀情绪平复了一些，郑明德便开始例行公事般询问，只是分别了解了一下两个人与陈伯的关系，以及事发前一天两人的行踪，并没有过多地询问。显然，郑明德认为死者被害只是个偶发事件，与家庭无关。
待二人在笔录上签好字，郑明德站起身说：“好了，今天就到这里，谢谢陈小姐和罗先生的协助。”
田之雄把阿秀送回电影公司的宿舍，又匆匆返回了赞善里哑巴的杂货店。从昨晚了解的情况，哑巴很有可能是唯一目睹真凶的人，他想与哑巴更深入交流一下，了解更多的细节。
哑巴特意找来一个懂手语的街坊，把昨天晚上他的亲眼所见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田之雄：昨晚大约九点前后，天下起了雷阵雨，一个精瘦的年轻人，手提一个长方形的木箱，胸前挂着一部带着皮套的照相机来到他店里，起先并没有买东西，只站在屋檐下。哑巴以为他进来避雨，也没有在意。过了一会儿，这个年轻人买了几根香蕉，边吃边在店里转。突然，电灯灭了，这种事时常会出现，他就点起了汽灯。又过了一会儿，从巷子里出来一个身穿雨衣的人，冲年轻人喊了句什么，年轻人便冒着雨和那人一块匆匆走了，哑巴好心想借把雨伞给他们，喊了几声，那两人头都没回。
田之雄插话问：“这两人长什么样子？有什么特征？说了什么话没有？”
哑巴认真想了想，摇摇头，只描述年轻人中等个子，身形精瘦，付钱时看到右手虎口有一条伤疤；而另一人穿着雨衣，面目不清，不过，他穿的那件雨衣很像陈伯平日里穿的那件。
后来，他估摸着陈伯应该收摊回来了，便上楼去看看是不是电闸出了什么情况，结果在漆黑一团的屋子里发现了已经倒卧在血泊中的陈伯，吓得魂飞魄散，便赶忙叫来了隔壁卤味店的老刘，老刘随后打电话报了警。
与哑巴聊完，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从昨天半夜接到电话，到现在已经十多个小时了，田之雄一刻没合眼，心绪始终沉浸在巨大的悲痛和亢奋之中，他要尽快查清陈伯的遇害真相，第一时间向组织上汇报。
他从哑巴的柜台上买了盒烟，坐在他以前住过的屋子里，认真梳理着从昨晚到今天获得的信息，陷入沉思。他以前是个“老烟枪”，熬夜工作、废寝忘食、烟不离手是常态，自从在台北受了刑，导致严重的肺部感染后，遵从医嘱，他几乎戒掉了。巨大的压力和纷繁的思绪，又使他下意识地一根接一根抽起来。
如果按照郑警官的推断，是毛贼入室盗窃被主人发现，急于逃跑遂而动刀伤人，那楼下带着照相机和长方形木箱的同伙又如何解释？这年月，照相机可是贵重物品，寻常中产家庭想照个相还要去照相馆，两个毛贼怎么可能背着相机作案？
还有，嫌犯有两人，如果是入室盗窃，也用不着专门在楼下布置一个望风的吧？偶遇主人突然回来，两个人可以一同轻易制服主人，然后从容逃走，轻易不会致人死地。谁都明白，偷窃是轻罪，杀人可就罪无可恕了。如果换个角度，是另一帮人做的，比如台湾特务，那就解释得通了，望风的应该是特意布置的警戒哨，照相机则是监视用的特工器材！
综合郑明德的说明、凶手的杀人手法以及哑巴的描述，他逐步推断还原了事发经过，应该有两名嫌犯，一个负责楼下警戒，一个潜入陈伯的家搜查，但不知怎的，楼下负责警戒的人疏忽大意，没有注意到陈伯因大雨突然早回，将那个潜入的家伙堵在家里，那个家伙情急之下急于脱身便痛下杀手。
可让他迷惑的是，如果是特务干的，这两人携带的照相机和那个木箱多半是监视陈伯的器材，甚至不排除有武器，他们还清楚地知道陈伯的住处以及家中无人的情况，这说明特务已经对陈伯监视了一段时间了，可为什么由负责监视的特务匆匆跑去搜查陈伯的家，而不另派人去呢？从而直接导致了因陈伯突然早归而措手不及，这可不像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特工组织所为。还有，如果特务通过监视发现陈伯只是个交通员，那就更没有理由匆匆掐断好容易获得的重要线索，而应该盯住跟他联系的人啊？
本来，他在中环警署看到陈伯遗体时，心里断定必是台湾行动特务所为，可思虑再三，他又对这一判断产生了怀疑。陈伯牺牲，他必须在第一时间向组织上报警，可如果自己认定系台湾特务所为，就会让组织上推断，作为陈伯单线联系人的他，很可能也已经暴露，须立即撤回，那样的话，好容易在香港站站稳脚跟的他就前功尽弃，那损失可就大了！这是他内心压力巨大的主要原因。
哑巴几次敲门进来拉他去吃饭，他都谢绝了，半盒烟也抽完了，田之雄站起身推开窗户，雨后的清新空气扑面而来，散去了满屋的烟雾。
他反复回顾了自来香港后与陈伯见面并传递情报的过程，认为出纰漏的可能性不大，况且情报都是当天就有人取走了，绝不过夜，因此，就算是特务盯上了陈伯，并潜入了其家中，应该也是一无所获，更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他田之雄与陈伯之间存在着秘密关系。
他最终作出决定，立即动用紧急联络渠道向组织报告陈伯的意外身亡，但是不加上自己的主观判断，以免误导上级的判断。自己则按兵不动，静观事态，也许这样会让他面临极其危险的境地，但他不在乎。同时，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查出杀害陈伯的凶手，以告慰这个不计个人得失默默为党工作的老人。
1966年4月17日
香港
阿秀休息了一晚，虽然还深陷悲痛之中，但情绪平复了许多，下午，由田之雄陪着来到了中环警署。
尽管戴着墨镜，甫一踏入中环警署，阿秀还是让人认出正是电影明星陈黛芳，几个来警署办事的民众，甚至还有两个女警都在背后指指点点，窃窃私语，让田之雄深感不快。
不一会儿，郑明德拿着一叠材料从里面匆匆出来：“陈小姐、罗先生，请你们随我来。”
郑明德把他们领到一间很小的接待室坐下，关好门，又倒了两杯水放在他们面前，才说：“陈小姐，请节哀顺变。今天请你过来，第一是关于令尊被害一案，我们已经正式以凶杀立案，一定会尽力缉拿凶徒。第二是请你协助完善一下问询笔录，这是我连夜整理好的昨晚的问询笔录，你先过目，如果没有异议，请在这里签字。过一会儿，我还有几个问题问你，需要再补充一份笔录，可以吗？”
阿秀微微点点头。
郑明德从手边的材料里抽出一份递过来：“还有第三，这是法医出具的尸体检验报告，证明被害人身上只有一处伤口，但是是致命伤，伤口宽2.5厘米，深11厘米，系利刃从被害人左胸第三根和第四根肋骨之间刺入左心室，造成开放性胸外伤、心脏裂伤及动脉大量失血，从而迅速导致死亡。”
阿秀接过报告，手微微颤抖着，没有勇气打开报告面对父亲身上伤口的特写照片。田之雄急忙拿过报告，尽量避开阿秀的视线翻了翻，试探地问道：“郑警官，我能去看看陈伯吗？”
郑明德用征询的目光望向阿秀，阿秀泪如泉涌，只点了点头。
田之雄低声说：“阿秀，你就别去了，坐在这儿等我。”阿秀听话地又点点头。
郑明德说：“也好，让陈小姐先冷静一下，我带你去看。”
在走向法医室的路上，郑明德同情地道：“待检验完成后，陈小姐就可以来办理领走被害人遗体的手续，择个黄道吉日，让老人早点入土为安吧。”
田之雄感激地说：“郑警官有心了！我替陈小姐谢谢您！”
郑明德让田之雄在法医室门外稍等，自己进去和法医说了几句话，回头才把田之雄叫进去，拿出两件白大褂，他与田之雄分别穿好，又递给田之雄一个口罩，这才进到里屋，拉开存放陈伯遗体的冰柜。
陈伯全身赤裸静静地躺在冰柜里，从头到脚蒙着白布单。
田之雄强忍着巨大的悲痛，轻轻揭开蒙着脸部的白布单，深深凝视着这个善良而忠诚的老人。从他一到香港，陈伯就是他与组织之间唯一的联络人，他认真履行自己的任务，谨慎可靠，从未出过事。在敌人环伺的情形下，在某种程度上，陈伯就是组织的化身。虽然多次与陈伯接头见面，他至今不知道陈伯的真实身份：是蛰伏多年的老共产党员？是同情革命的普通群众？还是我们发展的社会关系？过去，在追捕敌特的行动中，他也曾有自己的战友倒在身边，但那一切都在我们自己的掌控之下，他可以恣意宣泄自己的情感表达对同志的哀悼之情，组织上也会为烈士举办隆重的告别仪式，可，在这里，除了沉痛的心情，他还不能有过多的情绪表露。
多少个与这位淳朴勤劳的老人交往的瞬间闪现在脑海，看着一个很熟悉的人突然之间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此生此世他已永远离你而去，唯余缅怀和追忆，田之雄的内心不仅仅是悲伤，更充满了愤恨。
陈伯脸上还保留着临死前痛苦的表情，嘴微微张着，仿佛有什么话想对人诉说。
田之雄将白布单轻轻向下揭去，陈伯身上的血迹已经被揩拭干净，除去法医解剖后的缝合线，左胸部一个只有两厘米多宽的伤口赫然在目。虽然他刚才看了法医的尸体检验报告，可眼前形象的一幕还是让他左眼皮一跳，心里一沉。
当他还是一名公安政保侦察员时，他经手的案件中，曾不止一次见过这种刀伤，都是保密局行动特务的杀人手法。在审讯中，有好几个行动特务曾经交代过，这是在特务训练班里教官传授的迅速致人死地的手法之一：用匕首自下而上从对方左胸第三和第四根肋骨之间瞬间刺入，会导致心室破裂、主动脉大出血、心脏骤停，而使对方急速失去抵抗。由于须从肋骨之间准确穿过，就需要进行长期、反复地训练，否则可能会刺到肋骨，令肋骨折断甚至会崩断尖刀，导致对象拼命反抗，反而让自己陷入危险。久而久之的训练，一些行动特务就会形成肌肉记忆，在情急之下，一刀致人死地。
联想到昨晚哑巴连比带画跟他描述的那两个可疑的人，田之雄高度怀疑，陈伯的死因跟情报局特务脱不了关系。这样的话，情报局特务是不是掌握了他与陈伯的联络关系呢？想到这里，他不寒而栗。可是陈伯只是一个交通员，敌人没有理由杀害他啊？如果特务掌握了他与陈伯的联络关系，顺藤摸瓜逮住他才是理所应当啊？！哪有不分青红皂白就自断线索的道理？无数个问号闪现在心里，让他一时想不明白。
郑明德看着他怔怔地发呆，轻轻拍了下他的肩头，把白布单重新蒙好，合上了冰柜。
田之雄脱掉白大褂摘掉口罩，随郑明德一走出法医室，便急切地问道：“郑警官，昨晚是谁报的案？”
郑明德心目中显然已经把他当作是死者的准女婿了，他看了眼田之雄眼里流露出的怒火，说：“是杂货店的那个哑巴先发现的，后来他告诉了隔壁开卤味店的老刘，老刘报的警，警署有接警记录的。我昨晚询问过他们两人，哑巴咿咿呀呀讲了半天，我也听不明白。老刘说，是哑巴拉他到楼上，看到了倒在现场的老人，便马上打了报警电话。另外，按时间推算，案发时又是下大雨又是打雷的，他们都没听到什么动静。”
郑明德走了几步又说：“通过对街坊邻居的走访调查，并结合死者的职业、家境、社会关系等分析，以我办案的经验推断，有组织犯罪及蓄意杀人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类似盗贼入室盗窃，却遇上因天降大雨而提前收工的老人，情急之下伤人后匆忙逃走，屋子里的财物也没有损失。当然，这只是我依据经验的推断，并不是结案的结论。我们警方会积极侦办，争取将凶徒绳之以法。”
田之雄默默听着，心潮起伏，不置可否。
郑明德又问：“听罗先生讲国语，您是大陆人？”
“不，我是台湾过来做生意的。”
“哦？”郑明德有意无意地多看了他一眼。
两人返回接待室，见阿秀情绪平复了一些，郑明德便开始例行公事般询问，只是分别了解了一下两个人与陈伯的关系，以及事发前一天两人的行踪，并没有过多地询问。显然，郑明德认为死者被害只是个偶发事件，与家庭无关。
待二人在笔录上签好字，郑明德站起身说：“好了，今天就到这里，谢谢陈小姐和罗先生的协助。”
田之雄把阿秀送回电影公司的宿舍，又匆匆返回了赞善里哑巴的杂货店。从昨晚了解的情况，哑巴很有可能是唯一目睹真凶的人，他想与哑巴更深入交流一下，了解更多的细节。
哑巴特意找来一个懂手语的街坊，把昨天晚上他的亲眼所见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田之雄：昨晚大约九点前后，天下起了雷阵雨，一个精瘦的年轻人，手提一个长方形的木箱，胸前挂着一部带着皮套的照相机来到他店里，起先并没有买东西，只站在屋檐下。哑巴以为他进来避雨，也没有在意。过了一会儿，这个年轻人买了几根香蕉，边吃边在店里转。突然，电灯灭了，这种事时常会出现，他就点起了汽灯。又过了一会儿，从巷子里出来一个身穿雨衣的人，冲年轻人喊了句什么，年轻人便冒着雨和那人一块匆匆走了，哑巴好心想借把雨伞给他们，喊了几声，那两人头都没回。
田之雄插话问：“这两人长什么样子？有什么特征？说了什么话没有？”
哑巴认真想了想，摇摇头，只描述年轻人中等个子，身形精瘦，付钱时看到右手虎口有一条伤疤；而另一人穿着雨衣，面目不清，不过，他穿的那件雨衣很像陈伯平日里穿的那件。
后来，他估摸着陈伯应该收摊回来了，便上楼去看看是不是电闸出了什么情况，结果在漆黑一团的屋子里发现了已经倒卧在血泊中的陈伯，吓得魂飞魄散，便赶忙叫来了隔壁卤味店的老刘，老刘随后打电话报了警。
与哑巴聊完，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从昨天半夜接到电话，到现在已经十多个小时了，田之雄一刻没合眼，心绪始终沉浸在巨大的悲痛和亢奋之中，他要尽快查清陈伯的遇害真相，第一时间向组织上汇报。
他从哑巴的柜台上买了盒烟，坐在他以前住过的屋子里，认真梳理着从昨晚到今天获得的信息，陷入沉思。他以前是个“老烟枪”，熬夜工作、废寝忘食、烟不离手是常态，自从在台北受了刑，导致严重的肺部感染后，遵从医嘱，他几乎戒掉了。巨大的压力和纷繁的思绪，又使他下意识地一根接一根抽起来。
如果按照郑警官的推断，是毛贼入室盗窃被主人发现，急于逃跑遂而动刀伤人，那楼下带着照相机和长方形木箱的同伙又如何解释？这年月，照相机可是贵重物品，寻常中产家庭想照个相还要去照相馆，两个毛贼怎么可能背着相机作案？
还有，嫌犯有两人，如果是入室盗窃，也用不着专门在楼下布置一个望风的吧？偶遇主人突然回来，两个人可以一同轻易制服主人，然后从容逃走，轻易不会致人死地。谁都明白，偷窃是轻罪，杀人可就罪无可恕了。如果换个角度，是另一帮人做的，比如台湾特务，那就解释得通了，望风的应该是特意布置的警戒哨，照相机则是监视用的特工器材！
综合郑明德的说明、凶手的杀人手法以及哑巴的描述，他逐步推断还原了事发经过，应该有两名嫌犯，一个负责楼下警戒，一个潜入陈伯的家搜查，但不知怎的，楼下负责警戒的人疏忽大意，没有注意到陈伯因大雨突然早回，将那个潜入的家伙堵在家里，那个家伙情急之下急于脱身便痛下杀手。
可让他迷惑的是，如果是特务干的，这两人携带的照相机和那个木箱多半是监视陈伯的器材，甚至不排除有武器，他们还清楚地知道陈伯的住处以及家中无人的情况，这说明特务已经对陈伯监视了一段时间了，可为什么由负责监视的特务匆匆跑去搜查陈伯的家，而不另派人去呢？从而直接导致了因陈伯突然早归而措手不及，这可不像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特工组织所为。还有，如果特务通过监视发现陈伯只是个交通员，那就更没有理由匆匆掐断好容易获得的重要线索，而应该盯住跟他联系的人啊？
本来，他在中环警署看到陈伯遗体时，心里断定必是台湾行动特务所为，可思虑再三，他又对这一判断产生了怀疑。陈伯牺牲，他必须在第一时间向组织上报警，可如果自己认定系台湾特务所为，就会让组织上推断，作为陈伯单线联系人的他，很可能也已经暴露，须立即撤回，那样的话，好容易在香港站站稳脚跟的他就前功尽弃，那损失可就大了！这是他内心压力巨大的主要原因。
哑巴几次敲门进来拉他去吃饭，他都谢绝了，半盒烟也抽完了，田之雄站起身推开窗户，雨后的清新空气扑面而来，散去了满屋的烟雾。
他反复回顾了自来香港后与陈伯见面并传递情报的过程，认为出纰漏的可能性不大，况且情报都是当天就有人取走了，绝不过夜，因此，就算是特务盯上了陈伯，并潜入了其家中，应该也是一无所获，更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他田之雄与陈伯之间存在着秘密关系。
他最终作出决定，立即动用紧急联络渠道向组织报告陈伯的意外身亡，但是不加上自己的主观判断，以免误导上级的判断。自己则按兵不动，静观事态，也许这样会让他面临极其危险的境地，但他不在乎。同时，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查出杀害陈伯的凶手，以告慰这个不计个人得失默默为党工作的老人。